期刊好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译研究40年考察(二)(文任文 郭聪

发布日期:2019-10-02 00:12   来源:未知   阅读:

  原标题:期刊好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口译研究40年考察(二)(文/任文 郭聪 黄娟)

  提 要:本文采用文献法和内容分析法,回顾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口译研究发展历程,将40年中国口译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5)、较快发展阶段(1996—2005)、蓬勃发展阶段(2006—2018)。在纵览全貌的基础上,考察每阶段的研究主题、方法与特点,以呈现中国口译研究总体及阶段性发展特征,并分析当下研究之不足与问题,最后为口译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提出建议。

  此阶段研究主题比较有限,视角较为单一,务实性较强,理论与方法意识尚显薄弱。不少文章以“浅谈”“初探”“刍议”为题,主题多集中于口译基本概念和知识简介、印象式实践经验总结、口译技能与培训方法分享。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大,口译活动增多,对译员的需求加大,迫切需要有经验的从业和培训人员交流心得。这从论文作者的构成情况也可略窥一斑:既有高校教师,又有企业、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人员,反映出这一时期陪同口译活动的活跃性、口译写作的务实性以及分享经验的积极性。

  此阶段中后期,有少数研究者开始关注口译质量评估问题(蔡小红 1992;胡庚申 1988;胡清平 1990),为之后的口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打下基础;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口译过程中的记忆和思维问题(王超美 1990;张世广、李建瑂 1990),属朴素的认知视角。胡庚申在这一阶段颇为高产,发表口译论文16篇,在当时实属不易。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对西方口译实践和教学成果的译介。孙慧双在1979年、1982年分别翻译了塞莱斯科维奇的《口译技巧》和让 · 艾赫贝尔的《口译须知》;汪家荣等1990年合译了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口译理论实践与教学》;1992年,黄为忻、钱慧杰从英译本转译了塞莱斯科维奇的《口译技艺——即席口译与同声传译经验谈》。这些译著在参考资料极为匮乏的年代为口译实践和教学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台湾地区口译研究起步的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在辅仁大学成立翻译学研究所。该时期台湾口译研究论文仅5篇,但在理论运用和研究方法上更具前沿性,如杨承淑(1989)采用Nida的“剩余信息理论”,自建小型会议致辞语料库分析中译日的增减词现象。此阶段亦有专著出版,如杨承淑著《口译的原理与方法——兼论中、日文口译问题》(1988)和刘敏华的《逐步口译与笔记:理论、实践与教学》(1993)。

  香港口译研究亦在此阶段起步,并从一开始即关注如何为回归后的香港作好语言准备。例如余丹(1986)提出,具有优秀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的翻译人才对于回归后的香港尤为重要。周兆祥、陈育沾1988年编著的《口译的理论与实践》简述了口译基本概念与知识、译员选拔与培训等。刘靖之1991年编辑出版的《翻译新论集: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共收录36篇文章,其中7篇谈及口译相关议题,多为经验总结。

  尽管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前身为1905年成立的华文学校)具有悠久的办学传统,其特色为中葡/葡中翻译学士学位课程,但澳门口译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尚未查到此阶段本地刊物所发口译论文。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在口译教学与研究方面互动很少,仅港台在专著、文集出版方面交流较多。台湾的口译研究已具备理论与方法意识,大陆(内地)和香港的研究则更应时代之需。

  此阶段主题渐趋多样,理论意识逐渐增强,跨学科研究初见端倪,但实证研究比较缺乏。

  首先,主题渐趋多元。尽管仍有为数不少的“浅议”类文章,但较之以前有了如下变化。1)开始关注口译活动的不同语境,有了更强的类型意识,如外事/外交、科技、商务、导游和金融口译,工程项目现场、学术活动和民航飞行口译,等等。2)相比之前笼统地谈论口译技能,开始重视分项能力训练,且关注除笔记、记忆等基础技巧之外的其他能力,如应变能力、预测能力、源语概括能力、图表解读能力。3)随着大陆(内地)四种口译资格考试的出现,有学者开始讨论口译测试的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法,比如陈菁(2002,2003)依据Bachman对语言交际能力的分类,将口译交际能力分为知识能力、技术能力和心理能力,认为对这三种能力的测试需遵循“线)认为应从信息点、信息意层和信息结构探索口译质量评估新方法。对口译测试和资格认证问题的关注一方面说明口译测评方法渐趋科学,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口译已呈现出更多职业化特征。4)对教学问题讨论更加深入,如开始重视口译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或借鉴吉尔的同传和交传“多任务处理模式”,或提出反映校本特色的教学模式,如“厦大模式”(林郁如等 1999)。

  其次,理论意识逐渐增强。迄今为止,释意理论对中国口译研究领域影响的时长和广度超过任何其他理论,这一方面是由于释意理论本身较强的教学和实践指导意义,更得益于曾在理论发源地巴黎高等翻译学院就读或进修的几位法语教授的积极推介,尤以刘和平(2001a,2001b, 2006)贡献最大。理论意识的增强还表现在不少论文都是在某一具体理论框架下讨论口译过程或结果中的某一问题,如合作原则、图式理论、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此阶段还产生了大陆(内地)第一本口译理论专著(鲍刚 1998)和第一篇口译博士论文(蔡小红 2000)。理论专著与博士论文的出现往往是一个学科开始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三,跨学科研究初现端倪。从认知科学角度对口译(特别是同传)认知过程进行跨学科探讨一直是西方口译研究的兴趣所在。此阶段,大陆(内地)开始有学者从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角度探究口译相关问题。曹建新(1997)基于利昂蒂维大脑皮层活动功能观和巴甫洛夫神经系统类型学说,分析译员心理和生理因素与口译表现之间的关系,但迄今仍为假说。王立弟(2001)运用图式理论分析了知识图式在理解、记忆、表达方面的作用。蔡小红(2001)呼吁借助心理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描述和解释交传过程及能力发展。

  第四,口译史研究有所突破。黎难秋(2002)所著大陆(内地)第一部口译史专著《中国口译史》于2002年问世,考察了中国自古至1949年前夕,外交、贸易、军事领域,以及科学、文学与佛经翻译活动中的口译人物与事件。宋鸣华、林本椿(2003)则从微观史学视角,考察清末民初王寿昌与林纾“耳受手追”的合作翻译模式如何造就一位“不审西文”的翻译家,成为中国口笔译史上空前绝后的翻译事件。

  不过,此阶段实证研究依然欠缺,刘件福(2001)和蔡小红(2001)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前者以图式理论为框架,通过实验方法探究学习者的背景知识在口译中的作用,后者借助跨学科成果,对职业和学生译员在交传中的心理表征展开实验,都是值得赞赏的实证探索。

  台湾地区的研究同样发展迅速,呈现如下特征。1)主题多样,但口译教学占据半壁江山。此间,台湾师范大学、长荣大学、彰化师范大学、高雄科技大学、文藻外语大学、中原大学相继成立翻译学硕士班,积极探索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成效,因此口译教学相关论文数量激增。2)重视理论研究。如杨承淑(2004)、杨承淑、林雅芬(2005)从语言学角度对中日口语言谈讯息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谢怡玲(2003)关注对话口译对口译理论发展的贡献。3)跨学科发展态势形成。修辞学(陈彦豪 2003)和社会学(杜雯蓉、刘敏华 2005;杨承淑 1999)视角的口译研究颇具特色。4)重视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2002年起就有学者开始探讨口译教学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卢慧娟等 2002,2003;杨承淑 2003),六和彩特码资料要准,技术意识敏锐。5)与大陆同期不同,台湾多为实证研究,占72.7%,这与台湾学者早期留学受西方实证传统影响,或是在语言学(如杨承淑)、经济学(如陈子玮)等学科接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有关。

  1997—2005年,香港学界在香港回归后仅发表了10篇论文,其中仅有1篇为香港本地学者(Lung 2003)撰写,5篇由台湾学者贡献,4篇为内地(大陆)和国际学者所著,这说明香港学者与内地(大陆)、台湾和国际学者互动较多,且更重视国际发表。

  《澳门理工学报》在1999澳门回归之年集中登载了9篇探讨葡萄牙语口笔译(6篇)和英语口笔译(3篇)文章。与香港回归前十年学界即开始重视语言准备不同,澳门学界在澳门回归当年才开始探讨澳门政府部门的翻译状况。1998—2005年,学报发表16篇翻译论文,其中专论口译的有5篇(4篇为林巍所著,1篇为张威所写),关注口译教学、策略与效果。

  此阶段,台湾学者在港发文5篇,大陆(内地)学者在港发文2篇。台湾学者(如杨承淑)和香港学者(如刘靖之)在大陆(内地)发文不多但质量高。刘靖之还在台湾发文1篇。

  经历了前期的探索与积累,本阶段研究成果更丰硕,主题更广泛,视角更开阔,方法更科学。

  首先,主题涵盖范围十分宽泛。尽管口译教学仍占据绝对优势,但教学类话题丰富性超越过往,出现了不少讨论口译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及教法、口译能力评估、口译实习实训、口译教师职业发展、新技术在口译教学中的应用等议题的文章。以新技术的应用为例,话题涵盖计算机辅助学习软件在口译自主学习中的应用(刘建军 2011),翻转课堂、慕课对口译教学课堂的影响(高云柱、马苏妮 2018;王洪林 2015),虚拟空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带来的口译教学模式创新(邓军涛 2016;刘梦连 2018),语料库技术在口译教学各环节的运用(刘剑 2017;徐然 2018)等。还有60余篇论文专论MTI/BTI教育教学问题。

  其次,就研究方法和视点而言,此阶段呈现出四大特点,或曰四个“转向”:实证转向,认知转向,技术转向,社会/社会学转向。从方法论角度看,大量实证研究的出现、对口译认知过程的关注,以及运用技术手段开展研究,都属后实证哲学观导向,注重通过实证实验手段对理论或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多用量化研究方法;而社会/社会学转向的出现则是受阐释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哲学观影响,关注每个具体口译实践或教学案例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强调质性研究中个人阐释的作用。

  1)实证转向。有191篇论文采用实证方法,较前一时期增幅较大。张威(2008)通过向国际会议口译用户发放问卷,考察了口译服务使用者对口译质量的评价。潘珺等(2009)通过问卷、采访和网络数据收集等方式,对上海及江苏地区口译职业化现状进行了调查。符荣波(2013)通过定量研究探索口译方向性对学生译语非流利产出的影响。王巍巍、李德超(2015)采用有声思维法,对比分析学生及职业译员在汉英交传策略运用上的差异及其原因。此阶段论文研究对象丰富,但样本数量偏少,局限于某个学校或地区,大规模跨校跨区域实证研究依然欠缺。

  2)认知转向。随着国际口译学界认知研究的回暖,中国口译认知过程研究在质和量上均有较大提升,且有不少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王非、梅德明(2013)借助认知心理学“错误记忆”范式,对比分析了学生和专业译员交传过程中的错误记忆现象;梁君英等(2015)探索了学生口译训练水平对源语信息加工进程的影响;王建华(2015)考察了元认知交传教学对学生口译的准确性、逻辑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同时,还有学者将心理能力或认知加工能力视为口译能力的一种,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董燕萍等 2013;王斌华 2011)。

  3)技术转向。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手段或范式,促成了更多维度口译研究的开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出现了数量不菲(64篇)的语料库研究,主要包括三类:(1)口译语料库研究的综述性研究(陈菁、符荣波 2014;李婧、李德超 2010;张威 2012);(2)介绍不同功能、不同模态口译语料库的建库技术和使用方法(邓军涛 2018;刘剑、胡开宝 2015;张威 2015);(3)直接采用语料库方法的实证研究(胡开宝、陶庆 2009;潘峰、李鑫 2017;王斌华、秦洪武 2015),共45篇。语料库研究意在于大数据中发现规律与共性,进行描写性、解释性研究,结论往往更科学、更客观,但对口译中非语言和副语言信息的标注与分析尚待加强,同时也应警惕“去语境化”“去政治化”研究的陷阱。

  新技术在研究中的运用还包括将事件相关电位(ERP)运用于口译信息加工机制的探讨(康志峰 2016,2017),将眼动仪运用于视译研究(王家义等 2018;赵雪琴、徐晗宇 2018)。这些均属口译过程研究。

  4)社会/社会学转向。自21世纪以来, 西方口译研究出现的“ 社会转向”(a social turn)(Pöchhacker 2006)或“社会学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Angelelli 2012)主要体现在:(1)研究重心从会议口译转向社区口译,从关注认知过程到关注社会互动;(2)开始重视口译活动的社会—职业和机构维度问题及口译职业化问题;(3)研究方法从强调实证转向重视个人阐释的质性研究。

  在中国,口译研究的社会/社会学转向主要体现在对口译职业化、社区口译等问题的关注,以及将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对某些口译现象的解释。潘珺(2010)通过对地区口译职业化状况的调查,管窥译员的职业化水平、口译服务的职业化现状。邓春、文军(2012)通过对在华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和采访,考察了我国社区口译服务现状及不足。在对社会学理论的借鉴方面,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任文、梅森 2011)和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任文、徐寒 2013)被用于分析社区口译中的权力关系和意义共建。

  此阶段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可喜的成果。仲伟合等(2012)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口译研究方法论专著;穆雷、李希希(2016)、穆雷等(2016)分析了国内翻译学(口译)博士论文中的“理论框架”问题;任文(2018)提出了中国口译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与路径。对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关注,是学科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口译研究主题与大陆呼应。口译认知研究主要包括笔记符码解析(杨承淑 2007)、口译多任务认知处理(卢姿麟 、廖柏森 2012)等。在社会学视角方面,汝明丽(2009)对曾文中(Tseng 1992)基于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口译职业化模型进行修正;谢怡玲等(2009)以社会建构论探讨医疗译员与医护人员如何建构、协调彼此的语意及专业权威。口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得到更多关注,林逸欣、张嘉倩(2010),胡叡克(2011)等共发文7篇。技术辅助的口译研究继续深入,台湾师范大学的两篇博士论文即是代表:范家铭(2013)采用脑电实验技术,探讨了专家与新手译员在句子理解过程与预测句末词语能力方面的差异;谢忍翾(2014)以视译眼动轨迹为证据,探讨了熟手与生手译员口译停顿时的认知过程。此外,专业领域口译研究颇有特色,陈雅龄、陈子玮(2013)、张中倩(2013,2016)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法庭口译中的不同问题。笹冈敦子(2017)对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建立专业知识和专业意识进行了反思性研究。

  本阶段香港口译研究依然内冷外热,李德超、鄢秀、龙慧珠、张其帆等学者的成果大多载于国际期刊,仅部分在内地发表。澳门情况亦与此类似。2014年成立的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是澳门口译研究重镇,利用眼动、脑电等技术开展的口译认知研究十分活跃,成果多刊于国际刊物;李德凤主编的New Frontie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亦在国外出版。《澳门理工学报》2006—2018年仅发表口译论文6篇,其中3篇为内地学者所写。

  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口译实践、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也使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此阶段,大陆(内地)成为中国口译交流的中心。内地与香港互动尤多:香港学者在内地发文28篇,主题涵盖不同领域;内地学者在香港发文4篇。很多港澳研究者和师资亦由内地输送。

  改革开放40年,尽管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口译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发展势头保持良好,但仍然存在以下一些共通性或区域性不足与问题。

  研究主题分布不均。口译教学、口译职业与实践仍是主打主题,主要因为研究者多为大学口译教师(其中相当部分兼作译员)。口译理论研究占比始终较低,反映了研究动机务实性较强,将现象抽象提升至理论层面有待加强。专业领域口译依然比较小众,远程口译、手语传译、少数民族语言口译、复语和多语口译、计算机/人工智能口译、口译史等方面获得的关注很少。目前尚未见到对最新信息技术(如智能笔、语音识别)在口译实践中的运用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近年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实证研究均数量不菲,既有后实证主义观照下的量化研究,也有阐释主义/建构主义视阈下的质性研究,但多元互证或混合研究依然稀缺。除语料库研究外,量化研究样本数量大多偏少,质性研究则鲜见持续跟踪研究对象的民族志研究,实用主义指导下的行动研究也极少问世。语料库研究热度不减,但迄今语料库多为研究者自建自用,不开放分享,难免出现重复建设、库容有限、成果受限等问题。尽管口译过程研究近年升温较快,但由于多数兼做口译教学及实践的研究者缺乏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训练,而接受过相关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又并非口译一线教师和译员,相关研究或设计存在缺陷,或成果隔靴搔痒。同时,虽有不少论文名为讨论“口译能力”,但缺乏口译能力模型的科学构建及实证检验。虽然跨学科探究逐渐增多,但大多借鉴的是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鲜见传播学、符号学、伦理学、哲学视角的口译研究。

  在研究人员方面,作者的职业身份从最初较为多元到现在变得十分单一,多为高校教师,学界与业界合作很少。研究者虽有到对方期刊发文的,但相互合作研究并撰文的不多,与外国学者的合作更少。中国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多为翻译学和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多学科交叉有待加强。

  另外,原创性研究成果较少。总体而言,当前仍以译介西方理论,或是跟随西方研究方向与动态为主,理论与方法的主动创新意识尚需增强,发现新问题、新视角的学术敏感性尚待提高。

  毋庸讳言,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口译研究经历了从研究主题单一化、研究方法简单化到主题多样化、视角跨学科化、方法多元化的过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任文(2018)认为,中国学者可通过“后顾”与“前瞻”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中国口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口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前者指潜心发掘蕴藏在编年史、传记、自传、档案文件、影像资料、信件等史料中的口译话语,逐渐构筑起具有逻辑关系的语义链、理论链;后者指在国内外既有研究中寻找盲点和弱项,结合自身特色与优势,开拓口译学科理论与研究新方向。只要中国口译教学、实践和学术界同心协力,加强政产学研的跨领域联合、不同学科的跨界互动,两岸暨香港、澳门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研究者之间增进多元合作,不断拓宽研究视阈,创新研究方法,中国口译研究蓬勃发展态势的持续保持、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定可期许。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1期第27—37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